"指标困局":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在国家的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影响扶贫绩效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调研发现，中央政府不断升级的治理手段为重构央地关系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对国家扶贫理念转型认知的偏差以及在形成路径依赖之后的策略行为不仅容易产生对总体局势的误判，还为后期的政策困局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地方扶贫工作遭遇“指标困局”，即地方政府很难实事求是去识别贫困户，只能在既有的指标约束下进行精准识别，扶贫工作陷入了反复识别，却仍难实现精准的怪圈。     

关于高校中层副职干部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高校中层副职干部具有高校干部、中层干部和副职干部的群体特征，应当具备相应的政治、思想、道德、业务、能力和身体等方面的基本素质。高校应当按照现行干部配置规制，结合内部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任用干部。高校中层副职干部的日常活动涉及到社会、学校、家庭等多个层面，必须妥善处理好各种人事关系。     

一把尺子如何“量到底”:基层治理中的制度硬化——以一个城市更新试点项目为例

城市更新中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使基层政府产生制度硬化的需求，但持续的高压体制又使其延续制度弹性的逻辑，两者间张力凸显，构成当前的治理困境。本文通过对一个试点项目中制度硬化实践的观察提出核心问题：权力运作空间如何在日益增强的规范性约束下得以再生产。本案例中，制度硬化被拆分为“结果硬化”和“过程硬化”两部分，前者标识着鲜明的刚性边界，后者则暗中预留出弹性空间。通过外部条件硬化、让步规则硬化、加压底线硬化这三重机制，基层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中由表及里地拓展了硬化原则背后的边界，使权力运作空间以一种更为正式化、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不断生产出来，展现出更深层、隐秘的治理技术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形塑过程。     

论“莱西会议精神”对新时期全面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神经末梢,也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终端"推动者和实践者。现阶段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新兴组织不断涌现与党组织作用削弱的不适应,"权力和资源缺失"与服务刚性增强的不适应,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与群众政治参与欠充分的不适应,群众诉求多样化与满足渠道单一的不适应,部分党员党性不强、意识淡化与始终保持先进性的要求不适应等问题。在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莱西会议精神"指导下,全面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思想上高度认识是前提,加强支部建设是核心,坚持法治、完善村民自治是重点,紧扣服务、创新制度是关键,统筹协调、综合配套是保障。     

Amassing rural power in the fight against fracking in Maryland: A report from the field

ABSTRACT

Social workers can mobilize vulnerable populations to shape policy decisions about industrial practices that could have adverse impacts on their wellbeing. One such practice is hydraulic fracturing or “fracking” to extract oil and natural gas from shale rock deposits. There is scant social work literature on mobilizing opposition to fracking despite a proliferation of literature from other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documents the campaign in Maryland that led to the adoption of the first legislative ban on fracking in a U.S. state with shale gas reserves, using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o identify factors that led to this successful outcome.     

政策边缘人：理解基层政策执行难的一个视角——以精准扶贫中的“争贫”为例

当公共政策只针对部分社会群体的时候，靠近政策分界线但又没有享受到政策利益的群体就会成为政策边缘人，政策边缘人属于利益外群体，但其结构性位置却又让其最接近分享政策利益，属于潜在受益者。在社会分化和竞争的背景下，政策边缘人与其他条件差不多的群体对比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政策边缘人会认为享有政策利益本应是他们的权利，于是他们基于维权的想法会通过各种方式谋取政策利益，在此过程中就会影响到基层公共政策的执行。因此，建议通过提高基层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等方式减少政策边缘人对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带来的消极影响。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民族地区干部如何看待民族地区加快发展问题--云南地方干部问卷调查分析报告

新世纪中国民族地区面临的最大机遇是社会发展指标追赶的机遇,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类贫困,从而使民族地区传统发展战略和宏观管理政策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本文依据具有民族地区代表性的云南地方干部调查问卷统计分析结果,通过考察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制定者和宏观管理政策的执行者——民族地区干部——对民族地区加快发展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总结出了一些有益的政策启示。     

西部开发与民族文物干部的培养

在西部开发过程中 ,要保护民族文物 ,离不开民族文物干部。举办民族文物培训班 ,是培养民族文物干部的捷径。